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刁爷:金萍中短篇小说精选集小说

已完结 免费

本书精选了作者多年来在各级刊物中发表的7篇中篇小说《晒霉》《神笔》《大鸟》《石礁》《刁爷》《芦花河》《一束金色的阳光》,以及原创的30篇短篇小说《白脸狐》《红蜘蛛》《黑蝙蝠》《黑发黄发》《麦子的心事》《端午》《捞草罩子》《街角明媚》《刘小丫》等。作者多以社会底层小人物作为主人公,以其生活经历为线索与重点,反映主人公一生的坎坷经历,在情节设计上力求实现因人、因事、因地制宜,反映改革开放后不同年代的各个侧面。

更新:2020/12/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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真实生活,真情文学——金萍和她的小说

许春樵

在一个喧哗与骚动的时代,被脂粉或现代传媒包装起来的名流和明星很多,本色而真实的人却很少。在以文学名义聚会的场合,当金萍慷慨激昂地站出来时,即使再迟钝的人都能感受到,一个拒绝浮华、真实生活的作家就在你面前。

记住一篇文章也许只是一个标题,记住一个人往往只需要一个细节。金萍招牌式的自我介绍是:“我姓钞,钞票的钞,我老公姓支,支出的支。我挣的钞票,都被他支走了,所以,我们家没钱!”

所有的人笑得前仰后合,笑她调侃中夹杂一点反讽。

金萍出道早,在激情燃烧的岁月,她充分享受过文学带给她的光荣和梦想。三十年前的“淮河笔会”,一群作家沿淮河而下,自皖入苏,一路免费酒肉,一路风光无限,沿途苏皖各市县乡党政官员悉数出马为作家接风洗尘,当时年轻的金萍就置身其中。她反复陶醉于当年的鲜花与酒肉,并为如今文学的风光不再而焦虑,而迷惘,而大声疾呼,而无可奈何……

其实,金萍应该比任何人都更清楚“文学去中心化”这一事实,20世纪七八十年代,一篇小说可以让一个默默无闻的人,一夜之间闻名全国,但不经意间的变化是,电视走进千家万户的客厅和房间,歌厅、舞厅、茶楼、网吧、网络写作与网络阅读在大江南北、长城内外迅速普及,“全民读小说”的时代如同淮河边上的风一样很快消失了。

金萍的职业就是沿着“文学去中心化”这条路走下去的,从民办教师起步,拼命写作,当上了公办教师,而后做过县文化馆创作员,干过文学刊物的编辑,最终落脚电视台做了编导。电视显然是我们这个时代极具潮流意义的传播平台,但与正统的文学和经典的阅读并没有太多的联系。金萍虽然没有离开文字,但离文学已是渐行渐远,这不完全是她个人的选择,而是潮流的席卷,时代的裹挟。到了电视台后,金萍唯一能做的就是以自己的文字手艺与这个全面物化的世界一边对话,一边合作,一边反思。我们无法断言她们的合作是否愉快,但我们可以肯定,一个拥有文学情怀的人在“我手不写我心”的时候是不会发出会心笑声的。

人被现实绑架,被生存扣押,所以,我们都应以宽容的态度目睹着文学和文学写作在我们的视线中慢慢远去。金萍以自己的经历诠释了整个中国文学在新时期的命运和路径,她以自己的无奈表达着尴尬中的愤怒。

金萍如同她小说中的人物一样,是一个有故事的人,是一个有个性的人,更是一个真实的人。而她的真实就是她血液中流淌着的文学情怀。

就像一桩生死与共的爱情,金萍对文学始终保持着初恋般的真诚,这种坚定的信念影响和感染了整个蚌埠的文学界,所以,在她周围,有一群热爱文学并为文学坚持付出的青年作家。金萍在文学界的威望,不是因为她已经到了令人足够尊重的年龄以及她捧出的十几本书,而是她以“知其不可而为之”的信念,以矢志不渝的努力,为文学青年创造机会、提供条件、推出作品、培养新人,而且是彻头彻尾的无私奉献。她会为青年作者的稿件发表去找刊物,为青年作者的成长四处奔波;没有经费,金萍为举办文学活动去找企业,求老板,甚至从自己家里拎来烟酒招待文学界朋友,这些本来都该是“中国好人”干的事,金萍去干了,而她连“蚌埠好人”都还没当上。

金萍为文学的呼吁、呐喊和奔走在持续不断的努力中终于见到了收益和回报,安徽文学院签约作家进行到第四届的时候,蚌埠终于有作家首次签约;由安徽省作家协会、《安徽文学》杂志社联合举办的安徽省新生代重点作家改稿会,蚌埠两人入围,并推出了重点作品,蚌埠与马鞍山两市的小说散文对抗赛也推出了一批文学新人,虽无惊天动地之作,但大赛的煽动性和激励性将会对蚌埠的文学创作产生持久的意义。

这背后的强力推手就是两个市的作家协会掌门人金萍和郭翠华。在蚌埠终评那天,金萍又从家里拎来了烟酒,由她的老公老支支出自家的钞票,接待从马鞍山赶来的严歌平、郭翠华一行。严歌平感念于金萍夫妇的诚心与诚恳,将自己喝了个半死,直到第二天早晨,他的全身上下依然弥漫着挥之不去的酒气。

金萍就是这样一个人,真实而真诚,率性而豪气。

我对金萍的感觉是,她首先是一个文学的人,其次才是一个生活中的人。

生活中的金萍豪情万丈,豪气中还带有点强势,因此她与“小女人”是毫不相干的。不过,在深入了解金萍后,人们就会发现,她在本质上还是一个女性,内在的善良、温和、脆弱、善解人意是她作为一个女人的天然属性,没有人会想到金萍时常会孤独地坐在灯下,在孤寂中默默地流泪,她甚至会为一个电视镜头而暗自神伤,她的强势类似于一个外强中干的人披了一件坚硬的外套,她必须以这种有张力的形象与生活谈判并进行近乎残酷的合作。显然这与她的成长环境休戚相关,金萍的父亲是一位乡村教师,陪伴五个女儿健康成长,金萍是在没有兄弟的氛围中长大。“五朵金花”出现在电影里是艺术,出现在生活中却是别扭,甚至是残酷。我们无法想象一个乡村家庭里“五朵金花”面对田野和庄稼时的表情,也无法想象这个家庭所忍受的乡村歧视的目光。小说《那时,我还是个孩子》中莫大叔为了生儿子,求神拜佛、算命打卦,能用的招都用尽了,最后还是生了个女儿,“咣当”堂屋的门打开了,莫大叔口吐白沫,疯汉一般跳到院子里,扑通一声,面南而跪,两个老树般粗大的巴掌啪啦地打在一起,声嘶力竭地呼喊:“莫有喜呀!莫有喜,你……你真是没有喜哟,哦……呵……哦……呵!”读到这里,不禁令人感慨唏嘘、无限伤感,这种与小说建立了同构关系的疼痛感应该是金萍的“童年记忆”或者是“童年经验”,是切入金萍小说的一个精神视点,所以金萍的中、短篇小说存在着一个贯穿始终的隐性主题,即生存的疼痛与生活的荒谬。

任何写作都是作家的自传,任何小说都是作家自己生活的隐喻。这一判断用在金萍身上恰如其分。

“精神分析学派”把“童年经验”看作是一个人一生价值观的起点,“童年经验”不仅影响着一个人的价值观,还影响到人格发展和气质走向。

金萍说她很小的时候就很叛逆,很倔强,她习惯于我行我素地在淮河岸边走来走去,正如她将在搜狐开的博客命名为“独步天下的金萍”。我行我素、独步天下是金萍行走的姿态,而其性格内涵则是“倔强和逆反”。金萍用一种极端的方式表达她对生活的抗议,用一种叛逆的行动拒绝命运对她的安排,所以,她有意无意地模仿男人的做派,有意无意地表现出和男人一样的自主和独立,她五次被推荐上大学,五次被排挤回来,却没有消沉和堕落。她记住了贝多芬“扼住命运的喉咙”的警示,用文字来安慰自己,以写作来改变命运。写作是她在极其困难时期的精神灯塔,也是绝望中的救命稻草。由民办教师到公办教师,到县文化馆创作员、文学刊物文学编辑、电视台编导,她的命运一步步地被改变了。

金萍的悖论在于,当她的命运似乎越来越好的时候,文学却离她越来越远,她非常坦率地说过,后来写的那些遵命式的文字不仅不是文学,甚至连起码的文字尊严都没有。

这是一个需要文字尊严的作家,这是一个对文学情感内心保持忠诚不二的作家。当金萍捧出这本小说集的时候,我们就会发现,她的小说在塑造无数文学形象的同时,也塑造出了自己在生活中的精神形象。

在这本小说集中,至少有三篇小说可以看作是金萍的精神自传,这就是《神笔》《刁爷》和《那时,我还是个孩子》。《神笔》中的边玉贵和《刁爷》中的创作股刁贸辉股长在我看来就是金萍的替身演员,除了小县城人物身份相近,最重要的是精神的高度契合。淮西县的边玉贵虽是小办事员,但写一手好文章,他靠一支笔建立起了自信,也靠一支笔与这个世界对峙,他置身官场却又对官场毫不买账,所以,他的书生意气注定了他一生都被这个功利化的现实世界反复利用、一再捉弄,最终还被抛弃。这是一个正派知识分子的悲剧,但又是一个正直知识分子的有尊严的形象,因为即使省城那条线牵上后,他还是无动于衷,以自己的清贫捍卫了一个知识分子做人做事的底线。而在底线失守的时代,这个人物显然能打动甚至是刺穿芸芸众生麻木的灵魂。这部首发于《清明》的中篇小说后来被《中篇小说选刊》转载就是一个有效的证明。《刁爷》发表于2010年第10期的《安徽文学》上,它比《神笔》写得更加得心应手,人物刻画可以用精准来概括,如果从考据学来说,刁贸辉与金萍是同事,都是县文化馆的创作员,属于零距离写作;如果从精神向度来说,刁贸辉与金萍就是一个人。比起《神笔》,《刁爷》更加深刻,人物更接地气,从技术层面看,《神笔》的理性色彩强于《刁爷》,刁爷的命运与人物刻画更感性一些,因而质感也更强,形象更生动。边玉贵是软对抗,刁爷是霸王硬上弓,他是个不管不顾的人,所以,他被命运捉弄的程度和遭受的伤害力度就更加强烈。刁爷会写戏,会演戏,但生活中却与戏绝缘,不愿周旋,懒得投机,得罪局长,激怒权贵,率性作为,一根筋到底,人生如戏,但他绝不戏说人生。而边玉贵则不然,自己写的文稿被别人越俎代庖,省城扬名,他只是微微一笑,说:“要是我去念,还念不出这么大名声来呢。”这个人身上有点禅意,与阿城的《棋王》有异曲同工之妙。

金萍把《晒霉》《神笔》《刁爷》三部中篇小说看作是1980年代、1990年代和2000年代三个不同历史时期的代表作,这一划分是必要的也是准确的。《晒霉》明显带有改革开放初期的时代特征,金萍对当时乡村所面临的政治重组、利益分化、伦理困境与道德沦陷表现出了杞人忧天式的焦虑、困惑和不安,膘二哥、玉爷、李虎这些人物在成为那个时代符号的同时,也凸显出了金萍作为一个作家的历史使命感与时代责任感。而《神笔》《刁爷》的进步在于写作的“向外”姿态转为“向内”写作,人物的内心世界、精神世界成为写作的终极目标,小说不再为宏大的时代目标而苦心经营了。《那时,我还是个孩子》写出了人生的无奈和苦涩,同时也写出了绝望中的诗意,是一部很好的短篇小说。我始终觉得里面的“莫大叔”一家就是金萍一家的缩影。

金萍的小说写出了她在这个世界零距离式的疼痛感,写出了她的愤怒与不甘,写出了她从自身经历出发后对社会、对人生的理解与裁判,而弥足珍贵的是她同时写出了残酷中的光亮和绝望中的诗意,这在《那时,我还是个孩子》和《皂角树》中表现得尤为突出。

“我”和“小凤”的美好情感与“莫大叔”又生了个女儿的绝望就是一个巨大的反讽,也是一次诗意对痛苦的消解。《皂角树》里的皂角是个悲剧人物,栀子被朋友和现代文明拐走了,但他却一步步地走向了自己的反面,又经历了与“老蛮子”的分道扬镳,小说的结尾是年老的皂角给儿子儿媳赠送了一个“带唱片的留声机”。这部小说有些令人伤感,但这种伤感恰恰来自于小说的诗意描写与诗意的人生态度。皂角与栀子那么美好的情感却碎裂了,所以皂角的生活永远是在别处,小说的结尾极富于诗意的想象。在碎裂和残酷中发现美、追求诗意,这是金萍小说的另一个重要特色。

金萍的小说是属于传统小说套路的写作,她的文学背景显然受制于《水浒传》《三国演义》《儒林外史》以及明清笔记体小说,所以她的小说叙事无疑就表现出白描式的写景状物,全知化的叙述视角,长处是叙事效率高,语言造型能力强,写景,写人物,三五句,七八字,常常能点铁成金,极具视觉效果。金萍的《晒霉》表现得尤为出色。“想那时,这四面八方,红白喜事,打架斗殴,哪一阵场少得了膘二?那时辰有多少双眼睛盯着膘二的一举手、一顿足?膘二哥住的是队里的大仓,烧的是公场上的柴火,墙皮酥了有人糊,房顶脏了有人刷,米面吃水都是‘张嘴撂个豆’,一句话就成。前几年会议、检查、宣传队演出之类的名堂不少,只要有队里管饭的差使,一准安排在膘二哥家,饭后一结账,常常喜得膘二嫂眉开眼笑。”还有《刁爷》《皂角树》等都是层出不穷这样的叙述。这种叙事在西方现代通感、超验、异质比喻等新方法进来后,就渐渐失去优势,并逐渐为潮流所抵制,这也是许多传统写作作家想不通的地方,因为传统并不意味着守旧,传统有时就是经典。后来汪曾祺等人的写作以及“新写实小说”又开始回归传统,但已经有所改变。这种改变即是由向外写改变为向内写作,注重人物内心世界、情感世界、隐秘真相的写作,而不再迷恋故事本身和人物的外在形象刻画。《刁爷》有向内写作的明显倾向,所以人物很丰满。

金萍小说语言的另一个特色是幽默,而且是黑色幽默,嬉笑怒骂,插科打诨,随手拈来,皆成文章。如:“等我们赶到徐州大戏园,演出已经开始了!上哪里才能搞到票呢?几个人在戏院门口抓耳挠腮,就在大家准备打道回府的时候,刁爷却急中生智,去找后台管理人员去了!不一会儿,来个穿制服的人带我们绕到后门,进了贵宾座。那个穿制服的还给我们每人倒了一杯茶水说:‘李老师的舅舅带来的各位客人请用茶吧!’”金萍小说语言常常在反讽中展示出巨大的张力,属于传统写作中有爆发力的语言。

金萍和她的小说以这本书的方式正在向我们走来,尽管她写过戏,写过散文,教过十几年的书,当过十几年的市政协委员和人大代表,但她在大家的眼里,首先她是一个作家,一个有情怀的作家;其次就是一个真实的人,一个率真的朋友。其实,一个人能活到这个份上,足矣!

不久前,一次邂逅,金萍约我到蚌埠喝酒,我说:“我不敢!我怕你们家老支!”

金萍哈哈大笑,显然,她记起了去年底我在蚌埠被老支灌得找不着楼梯的惨不忍睹的细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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